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2022年，中國城鎮就業人員從2021年的46773萬減少至45931萬人，減少了842萬。這是自1962年以來，我國城鎮就業人員首次減少。

如何應對這一問題？下意識的回應是繼續轉移鄉村勞動力。2021年末，中國以鄉村為主的第一產業（即廣義農業）就業人員數量17072萬，占全國就業人員的22.9%；遠高于該年GDP中第一產業7.3%的比例。有學者據此認為，與農業勞動力只占3%、4%的高收入國家相比，中國還有“20%的農業勞動力可以轉移出來”。

(資料圖)

我不同意上述學者的觀點。理由是：中國現有農業勞動力中，很大一部分人的主要（甚至唯一）職能是照看家中老幼病殘。由于城鄉生活支出的巨大差異，照看者與被照看者都不得不滯留鄉村。在目前條件下，這些用于照看家人的勞動力無法轉化為農民工。

城鄉照看家人用工的差異

從家庭的角度來看，勞動者需要同時承擔兩種職能：一是通過工作獲得收入來養家；二是照看對生活上無法自理或無法完全自理的家人（如孩子、老人、病人、孕婦等）。無論城鄉，都是如此。

但若論照看家人職能的實施，城鄉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首先是市場化程度的差異。在城鎮，市場提供的各種服務，承擔了很大一部分照看工作。這類服務既包括托兒所、幼兒園、養老院等送托服務，又包括月嫂、育兒嫂、失能老人居家護理等上門服務。市場化服務是收費的，工作者屬于就業人員。而在鄉村，勞動者照看的絕大多數是自家的老幼病殘，照看工作是非市場化的。

按理說，無論市場化還是非市場化，照看家人的服務同樣需要勞動力投入。但是，第一，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通過交換滿足他人欲望的活動才算是生產，操持家務的成年勞動者屬于非勞動力。鄉村平均收入與消費水平遠低于城鎮，買不起照看服務，只能自己照看。

第二，按照國際通用標準，為取得報酬、周工作時間在1小時及以上的，都算是就業者；中國鄉村幾乎家家都有承包地；種地收獲的農產品即使自家消費，也屬于報酬；只要每天平均到自家地里摘10分鐘的菜，照看家人勞動力的工作就達到上述就業者的標準，從而被理直氣壯地算成農業勞動力。不過算歸算，實際上這些“農業”勞動力第一位的職能仍然不是務農，而是照看家人。

其次，在照看家人職能與工作職能的相互關系方面，城鄉之間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在城鎮，剛剛退休、身體比較健康的退休人員，往往負責照看家中的老幼病殘（特別是孫輩）。他們既然已經退休，照看家人就不會與繼續工作發生沖突。

而在鄉村，在不同的時期，照看家人與工作掙錢之間的關系很不一樣。

二三十年前的民工潮年代，中國鄉村存在著大量剩余勞動力，其數量最多時數以億計。此時滯留在鄉村的，往往是除了農忙外沒活干的勞動力。讓他們照看家人，無論對農業，還是對外出打工，都沒有什么影響。學術界研究農民工供給時，忽略照看家人用工的習慣，就是在這種條件下養成的。

隨著全國性民工荒的出現及其從青年年齡段向中老年年齡段的蔓延，工作掙錢與照看家人這兩種職能相互搶人，鄉村勞動力則不得不在兩者之間作選擇。如果選擇外出務工，照看家人就顧不上了。如果選擇留守家鄉照看家人，則某些經濟狀況較好、當地就業機會較多的鄉村，留守鄉村的勞動力還可以邊照看家人邊就業；但若除了少量農活外當地提供不了其他工作，留守者就被迫成為專職照看家人的勞動力了。

為了應對工作掙錢與照看家人之間的矛盾，農民工夫妻不得不自發分工，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留守以照看家人為主。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外出農民工性別比例的失調。舉例來說，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2020年，包括本省農民工在內的廣東戶籍人口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為104.97，處在103~107的正常區間，但外省流入人口性別比高達144.60。

照看家人占用多少鄉村勞動力

關于留鄉照看家人所占用勞動力的情況，我所收集到的，是以下兩類資料。

第一類，鄉村青年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的比例。

2004年全國性民工荒的爆發，并不意味著當時鄉村已沒有剩余勞動力，但它確實意味著勞動生產率最高、最受城鎮用工方歡迎的青年農民工供不應求。但2004年后，鄉村仍有相當高比例的青年勞動力，沒有轉移到非農產業。例如，2004年，廣東省18~25歲鄉村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的比例只有75.6%。又如，16~20歲與21~25歲的鄉村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的比例，四川?。?006年數據）分別只占77.25%與77.03%，湖北?。?007年數據）分別只占78.11%與75.14%。換句話說，盡管青年民工荒，仍有20%~25%的青年留在鄉村。西南財經大學的調查中，鄉村青年從事非農產業的比例要比上述官方數據高一些，2011年，16~25歲鄉村戶籍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的比例為83.6%，務農勞動力仍然占16.4%。青年勞動力的務農比例要比不可避免存在的調查失業率（即經濟學中的自然失業率）高出10~20個百分點。原因是青年承擔著權威研究機構所說的“重要家庭責任”（包括生育和照看老幼病殘等）。

據此，筆者認為，只要中國城鄉生活支出的巨大差距依然存在，因而農民工家庭不得不把家中的老幼病殘與照看他們的勞動力留在家鄉，統計意義上的中國農業勞動力——其中包括上述照看家人占用的勞動力——比發達國家高出10~15個百分點，屬于正常情況。

第二類，全國婦聯2013年發布的關于鄉村留守兒童與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2012年，父母雙方至少有一方外出的6102.55萬鄉村兒童中，與父母中留家一方住在一起的占一半以上（53.26%）。其中一部分（28.77%）是父母中留家一方與子女住在一起，另一部分（24.49%）是父母中留家一方、祖父母與子女住在一起。另有32.67%的留守兒童在父母都外出后、與祖父母一起居?。?0.7%的留守兒童在父母都外出后、與其他人一起居住的。父母都外出后、留守兒童自己單獨居?。ㄟ€不一定是沒人照看）的，僅占3.37%。以上數據表明，因照看子女而留守家鄉的鄉村勞動力，其數量以千萬計。

因照看家人而留在鄉村的勞動力數量到底有多少，我沒有找到有關資料。但有一類資料可以間接反映照看家人對農民工供給的影響，這就是每年50歲以上新增農民工的數量，及其與當年全體農民工增量之間的關系。如附表所示，2014年，全國50歲以上農民工年增量第一次超過全體農民工年增量，這意味著50歲及以下農民工總數不增反減。2017年以來，這種現象不僅常態化，而且兩個年增量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這意味著在現有工資及城鄉消費支出條件下，鄉村勞動力能外出的基本已都外出，剩下的照看家人勞動者不可能進城務工了。

照看老幼病殘是家庭延續、人類繁衍的剛性需要，照看占用一部分勞動力是理所當然的。不宜把留在鄉村、以照看老幼病殘為第一職能的那些“農業”勞動力，視為有待轉移的鄉村剩余勞動力。只有在農民工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且城市生活支出——如家庭用房（不是宿舍）租金——降到與進城農民工家庭收入相匹配的程度時，鄉村照看家人的勞動力才可能攜家人一起進城，邊照看邊工作。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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